怎么说呢?一提起笔,反而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刚才的千言万语仿佛一下子坠入深渊,我趴在深渊的边缘,向下望去,伸手,什么都没有够到。
韩松在我的各种利诱和鼓励下把自己塞进了京沪动车,按照跟韩松同去的飞氘的说法,动车上配备了电视、马桶、洗手液、罗马假日,除此以外,还配备了韩老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配置?开往一场筹备了三年的哈佛-复旦文学研讨会的列车上,装载的到底是什么?
可是我想,以后大概所有的交通工具上都要配备韩老师了。
韩松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呢?
一个科幻作家?一个新华社领导?
一个不被人理解的写作者?一个观察着这个世界的沉默者?
我反复跟韩松强调参加此次会议大义:“为了中国科幻,你一定要去啊!”严锋说,这样的会议,科幻不能缺席。可是韩松此时担心得像个孩子,于是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把他推向某个战场。
相比较西方而言,中国科幻似乎从来就没能发展起来,从鲁迅、梁启超等人开始,科幻就被拎在了一个“启蒙民智”的台阶上,人们看了看,恩,双眼朦胧。
后来中国科幻开始担负起YY的责任,已经成为一滩烂泥的国家只能在小说中变成拥有坚船利炮、价值输出的强国,强迫别国与我签订条约。人们看了看,恩,黄粱一梦。
再后来,科幻彻底披上了科学家的白大褂,脱掉了文学的华美外衣,蹲下来,跟小朋友们说:“你们好啊,叔叔是一个科学家。”人们看了看,恩,儿童文学。
没过多久,《人民日报》给定了个性,说是精神污染,叶永烈再也不写科幻了,郑文光给气病了,后来他去世了。人们看了看,恩不,人们没有看。
有本杂志,给挺过来了,以前叫《科学文艺》,现在叫《科幻世界》。
后来的后来,这本杂志要变成中小学生合影集锦。
在这种情况下,韩松和飞氘,一个比我大19岁,一个比我大1岁,他们将要去哪里?
韩松说,他和飞氘尽量表现得不像个土老帽,还缩在角落里。飞氘短信告诉我,韩老师一再强调要低调,他们是去学习的。“可是他也太刻苦了!”飞氘在短信里写道。
我基本能够想象,韩老师对着电脑噼里啪啦把与会者所有发言都打进去的情景,也能想象他郁结的气场是如何地强大,又如何地屏蔽他人对他的感知。
这些与会者大概死也想不到自己说的每一个字都被拒录在案,也想不到这两个人等下的发言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切好像发生在平行宇宙里面,我能想象一场会议正在进行,可是却感知不到。心里不知是该着急还是该放心。
会前飞氘悄悄跟我说,韩老师半夜两点写东西,一大早5点起来又写。看了韩松博客才知道,原来半夜两点抱着腿失眠的人是飞氘。
他们的心里到底是有多沉重。
昨晚韩松在回京的途中,发短信给我:“中国科幻在上海赢得了空前的尊敬!”总而言之我的偶像是很少主动发短信给我的,短信内容一般也是惜字如金。我拿着这个没头没尾的短信左看右看,感到一种孩童般的力量。
病中一直睡到中午,昏昏沉沉大概还记得自己昨晚梦见了在周围都是鲨鱼的办公室里开会,又不小心穿越到了古代,站在一个湖边,要跟心爱的人私奔云云。
醒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想起《科幻世界》的恐吓短信事件,第二件事就想起韩松今天一定会写个博客。
恰如韩松所说,那些与会者的掌声和笑声,以及研究者关切的询问,都让这个两人受宠若惊。
相比以往那些听见“科幻”就做出奇怪表情的情形,他们迎接的,只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尊敬。
严锋说,一直觉得韩松老师的作品是从鲁迅到80年代的先锋文学这条线索的延长线上,而原来的先锋作家却已经流失转型。
确实,我们提到的就是先锋写作。
我和飞氘正在筹备韩松的新书《地铁》。几次三番地激烈讨论如何向大众推广韩松。我执意认为谁也不许把韩松的书上架建议定为“惊悚”,那只能说明根本没有看懂韩松。
飞氘说:“我想说韩松是一种先锋写作,我想把他比作卡夫卡。卡夫卡就是这样,先锋写作,在世的时候,不能被大众理解……”
“在世”这两个字怎么那么刺耳。
不止一次人们说,韩松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作家。
这句话让我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力量,也充满了强烈的悲怆色彩。
看到最近上海译文再推荐安德烈·纪德的《地粮》,说当年只卖出了几百本,无人问津。而我想到的就是韩松的《2066西行漫记》,一共只印了几千本,十年后得到一笔2600多元的稿费,出版社其实觉得这本书买赔了,非常不想给钱。
而这本即将诞生的《地铁》也首先遭到了一家出版公司的拒绝,原因是“阅读门槛太高”。
飞氘想了一句话,我想把它印在你们最恨的腰封上,但是姬十三说这句话还是留着给港版吧。
我想提前把它送给你们:“读不懂韩松,是因为读不懂中国。”
飞氘说,因为韩松写的就是中国。这个国家,你能读懂吗?
在这样一个读不懂的国家里,我想推广一本读不懂的小说,我到底应该怎样做呢?
今天下午,我要来了两人的发言稿,韩松嘱咐说不可以在网上公布,因为有本文学杂志可能要发表。
打开邮箱,看见两个题目:《自嘲的艺术——韩松发言》,《寂寞的伏兵——飞氘发言》。这两个题目一下就把我堵住了。
但是打开里面,那种秘而不宣的契合感悄悄把我逗笑了。
韩松说:“我和飞氘是来自北京的科幻小说作者,写科幻是业余爱好。没奢望能来开这个会,因此诚惶诚恐。科幻小说是小众文学和边缘文学(是否是文学尚有争议,姑且称之)。大家谈青春情怀、中年危机,我们感觉不到,在中国,科幻被定义为儿童文学。中国作协由少年儿童文学专业委员会来主管科幻。”
这个开头让人心头一颤。主管单位真的是决定了一切。
韩松列举了许多科幻作家的作品,向大家来证明科幻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想象力,二是传奇性,三是它很直接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命题和困惑。
演讲始自鲁迅翻译凡尔纳,“导中国人群以前行,当自科学小说始。”到潘海天笔下的像洪水一样从地下冒出来的猪,中国成了猪的国度。最后,数量多达一百亿头的猪认为中国人不值得拯救,集体飞向太空。这是描述猪坚强的《春天的猪的故事》。
韩松说:“我们试图禀承《一九八四》、《五号屠场》、《万有引力之虹》的文学先锋精神,并把它中国化。”他举例陈楸帆的《鼠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只能加入灭鼠大军。王晋康的《蚁生》,描述“文革”中的中国人在科技的作用下,像蚂蚁一样生活的真实场景。大刘的宇宙大尺度背景下,终极存在与渺小个体的关系。飞氘的《一览众山小》,把孔子的求索与宇宙的真谛联系在一起,像康德那样提出了心与物的困惑问题。还有赵海虹写两性关系的扭曲,写人究竟是什么,写人与机器究竟有没有区别。
把这篇演讲稿翻到最后,居然看到我自己的名字,和《沙漏》两个字,还没看清写的是什么,就有种泪流满面的冲动。
韩松写道,科幻并不过多地选择批判现实,而是选择了逃离现实。
“这逃离本身,就像行为艺术一样,却又是最大的现实主义,我们是逃不出去的。”他说。然后举了我那篇极其稚嫩的小说作为例子。“女主人公的老公是国家安全部的。她深陷在时间的无意义的缝隙中。她的出口在哪里呢?而最终中国伟大的宇宙探测器发现宇宙只是边界在仙女座星系的一个花瓶。我们都住在这个器皿的底部。更悲哀的是,这个瓶子大概又是女主人公想象或编程出来的。”
我忽然觉得我这篇似乎就是在解释《逃出忧山》的感受。
而飞氘非常直接,开篇就用了韩松的两篇小说,试图让听众改变对科幻的印象。一篇是《我的祖国不做梦》,一篇是《美女狩猎指南》。两个故事讲完,我想他就成功了。
飞氘在大会上说:“这两篇故事的作者就是在座的科幻作家韩松,他笔下的世界是阴郁、鬼魅、压抑和荒唐的,人物是卑微无力的。”
飞氘说:“韩松是个敏感的人,又在新华社工作,每天要接触的大量离奇古怪的社会现实,更能体会现实的荒诞,科幻写作于是成为他抒怀和抗争的最好方式。他认为,科幻能‘超越民族劣根性批判,尝试进一步探讨在技术文明背景下中国人日益进化着的诡诈、卑鄙和阴暗,一种以信息化、法治化和富裕化为特征的新愚昧’。”
他拿韩松和鲁迅作比较:如果说,鲁迅的“染缸”给人一种滞重、无变化、静态的印象,韩松的笔下那个鬼气森森的国度,更像是一种动态的、生长着的巨怪,它是“五千年的固有逻辑”与现代科技联姻的产物,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复杂历史进程的一个侧面。
飞氘是一个擅于做研究的人,这在一个作者身上并不多见。吴岩常说,飞氘非常难得,能够把文章写好,又能够把学问做好。
当飞氘举例大刘的《中国太阳》和《流浪地球》时,说这时黄土地和星空奇妙地对接了,我似乎看到一个不为人知的科幻世界似乎与外界奇妙对接了,链接这一切的,就是这两个并不爱说话的人。
当40多岁的韩松试图用笔割开社会的黑暗,露出鲜血淋漓的肌理内脏,20多岁的飞氘正视图用深沉的目光揭开这个世界对科幻这种类型文学的误解的灰尘。
正如飞氘在《科幻世界》三十周年纪念刊上所说的那样,“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要告诉每一个人”。
正在他们被幸福的闪电击中的时候,《科幻世界》的老领导却接到了陌生手机的恐吓威胁。
科幻这种文学,在充满物欲的现代都市上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敬,而在其挺过了“大清洗”的大本营成都,却收到了这样一个恐吓短信。
而主管单位四川省科协迟迟不给出任何调查结果,让所有关心这一事件的读者和记者都感到十分的费解。我们等啊等啊,等来了一个恐吓短信。
科幻将奔向何方,似乎还是一个未知,而正是这样的未知才深深吸引着我们,在宇宙中利用引力和光牵引着我们。
或许黑暗的宇宙,终会亮起一道闪电,而这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